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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成了全国的笑话。

我们且不说政府这样做是否合理，因为这种杀取卵的做法便已经非常危险了。

这次你侥幸赚了一个大便宜，五百块钱强买了老百姓数万元的古董，但是老百姓又不是傻子，媒体又这么发达，下次再捡到宝物谁还会献给国家？国家的财产将只能进那些文物走私犯的腰包了。

这时，那些国家的公务员变成了坏国家文物的真正的凶手。

政府所希望看到的那种‘你不给我，你便无法处理这些文物。

甚至你便无法生存！’的幻想是美好的，可是永远也实现不了。

你如果欺太甚，把老百姓到宁肯砸了也不给你的时候，不但政府成了坏文物的罪犯，还有可能激化老百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

与和谐社会渐行渐远。

这次抢到的的东西再好也是一件，价值毕竟有限。

后面的宝物更多，更值钱。

可是老百姓都被你这一锤子买卖打怕了。

谁还会再献宝？那岂不是毁了大量的国家的财产？原来的，规定‘地下的宝物归国家’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作为地方政府，你只能占一两次便宜。

后面更长的时间，更广的地域里发现的更多的宝物便都被某个地方政府的一次短视行为而全部糟蹋了。

可是政府这样做也是无奈，一个官员在任只有这几年；工作好不好，能不能升迁全凭这几年中的工作成绩；有的基层部的修养又低，素质很差，有了创造成绩的机会岂能放过。

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好坏与官员的政绩没有任何关系。

那为什么还要照顾到它？（下面几段可以不看）许多西方国家要求不发达国家实行民主，但是‘民主’并不是随便实行的，不是‘普世’的，是西方某些民族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要求有一个基础，这便是实行民主的时候，这个的社会基础中‘’是自觉的。

‘自觉的’在没有压力的况下，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的时候会主动挑选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因为在他的思考中，社会的利益与个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个前提不成立。

发展中国家的行为的行为的首要选择不是‘社会’，而是‘个’。

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个利益与社会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重合。

里面的原因很复